“作者！作者！”在20世紀早期的英國劇院，戲劇落幕，如果演出效果不錯，觀眾會這樣呼喚作者上臺，報之以掌聲與歡呼。對長期在幕後辛苦創作的作者而言，這是無上的榮耀。
小說傢亨利·詹姆斯，曾在他的晚年嘗試戲劇寫作。公演當晚，幕佈落下，他在“作者！作者！”的呼聲中走上舞臺，準備接受觀眾認可的掌聲，觀眾席卻響起一片噓聲，伴隨而來的是“呸！呸！”。
“完瞭，他走到瞭死路的盡頭，掉進瞭幹涸的井底，撞上瞭隧道頂端的石墻。失敗。他和命運做瞭筆交易： 再等一年 ，而命運則讓他等瞭整整一年，讓他在通往勝利的繩梯上爬著爬著，最後用滿懷惡意的一擊，砍斷繩索，讓他一個筋鬥跌進瞭無底深淵。”英國小說傢、文學評論傢戴維·洛奇在傳記體小說《作者，作者》中記錄下這位小說傢最後幾年生命的轉捩點。
這本書出版時，洛奇69歲，和戲劇作品遭受冷遇時的詹姆斯年歲相仿。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這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英國作傢，卻因該書與之前的小說風格迥異、缺乏一貫的幽默詼諧，在英國批評界遭遇創作生涯的“滑鐵盧”。
盡管創作生涯都曾遭遇波折，戴維·洛奇和亨利·詹姆斯這個名字一樣，不會被人輕易遺忘。其實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與英國遠隔重洋的中國，洛奇的學術專著如《二十世紀文學評論》《小說的藝術》，及反諷學術界的“校園三部曲”《換位》《小世界》《美好的工作》便陸續譯台中產後照護介紹介引入，在學術界和大眾讀者中反響熱烈。
如今，年逾八十的洛奇透過回憶錄《生逢其時》，講述前四十年的人生，回憶自己如何成為一個作傢。他說，“英國的社會變遷，恰巧被我們這一代趕上”，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生逢其時。台中產後照護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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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和顛沛留下的“銀行存款”
1935年，戴維·洛奇生於英國一個底層中產傢庭。父親來自英格蘭工人階層，頗具音樂天賦，靠四處演出為生。母親有愛爾蘭和比利時血統，是天主教徒，傢裡在倫敦經營幾傢酒館和俱樂部。
1939年9月，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宣佈與德國處於交戰狀態時，倫敦和英國其他大城市立即陷入恐慌，人們蜂擁逃至鄉下。這一年，洛奇四歲半，對於這場世界的災難沒什麼概念，隻隱約記得曾在一個黑夜，跟母親一行人在一個鄉間車站下車，他們拎著手提箱，到村裡挨傢挨戶敲門，想找住處安身。
1940年9月初，倫敦閃電戰開始，還在睡夢中的洛奇被母親叫醒，四周盡是空襲警報的哀鳴，他穿上防護服，躲進後花園的一處傢用防空洞，呼吸著泥土、石蠟和可可的氣味，“覺得很安全，一點也不害怕”。
二戰結束，洛奇十歲，近六年時間內換過五六所學校，體會瞭“脖子上掛著防毒面具，衣服上別著身份標簽，被一列列的火車疏散到外地，交托到不情不願的陌生人手上”的孤獨和背井離鄉的痛苦。戰爭期間，出於安全和生計考慮，母親留在倫敦，將他送到林菲爾德村外一所修道院學校寄宿。這段寄宿生活使得洛奇“從幼年舒適而安全的生活中被剝離出來”，為他日後的神經過敏和焦慮“播下瞭種子”。
盡管未曾直面戰爭的冷血和慘烈，成為作傢後的戴維·洛奇還是將混合瞭泥土、石蠟、可可氣味的空氣，連同寄宿學校的陰冷、吱呀作響的木質地板寫進《走出防空洞》（1970）中。
“對小說傢而言，有趣的經歷就是銀行存款，開戶越早越好啊。”戴維·洛奇這樣寫道。
書寫人物命運之網
遊走於台中產後照護文學理論之間的狂歡者
上世紀60年代，羅馬天主教經歷瞭一系列重大變化和內部紛爭，英國社會在性觀念上開始訴諸個體權利和自由。從小受到天主教熏陶的戴維·洛奇開始思考宗教教義下潛藏的道德困境和制度危機。
1959年，洛奇和同樣是天主教信徒的瑪麗·雅各佈結婚。由於天主教對節育的限制，他們接連生下三個孩子。在信仰和傢庭的雙重壓力下，洛奇想寫一部展現天主教夫婦在節育問題上的道德困境的小說——《大英博物館在倒塌》（1965）。
研究生亞當在大英博物館做研究，同時為妻子芭芭拉可能第四次懷孕而焦慮。他在一天內被迫卷入一系列古典式的流浪歷險，偶遇年老的達洛衛夫人、博物館變成卡夫卡的城堡、閱覽室仿佛巨大的子宮……洛奇將戲仿手法和喜劇天賦發揮至極，向勞倫斯、卡夫卡、格林、康拉德、伍爾夫、海明威、喬伊斯等作傢前輩致敬。
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國文學批評界受到來自歐洲大陸學界理論的影響，包括上世紀20年代蘇聯的“形式主義”理論、30年代“佈拉格學派”理論、二戰後法國人開創的“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為適應競爭激烈的學術界，學者會有意無意變成類似“專業變戲法的人”，既需精通其道，又要熟練運用艱澀的術語。從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些理論的風靡拉大瞭學界研究與大眾閱讀之間的分野。而圍繞現代小說文體理論展開的《大英博物館在倒塌》卻成為洛奇“迄今為止最成功的小說”，一度風靡世界，包括中國。
另一部頗受關註的學院派小說《小世界》（1984）將目光瞄準學術名利場，故意敞開象牙塔的大門，揭示出一個群體的欲望和困惑，以及商業氣息浸染下的人文精神危機。
“我想以一種狂歡的精神來處理形形色色相互競爭的文學理論——那些理論曾使文學界生機勃勃而又四分五裂，處理學術研究、文學創作、出版界和傳播媒介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這是當代文化中一個極為突出的特征。”狂歡的本質是消解被崇高化的學院派神話。洛奇在《小世界》中，以群像式的視角、大量戲仿和拼貼的手法，搭建起不同人物命運交織的復雜網絡，在人文精神式微的舞臺中央嬉笑調侃，其志向超越小說創作本身，而直指當代文化之弊。
深思文學理論之潮
“小說也是一門語言藝術”
20世紀中葉，提倡立足於文本語義分析的新批評理論成為英美文學批評界一大潮流。自25歲起便在英國伯明翰大學執教的洛奇察覺到，新批評派將語言二分為文學語言與非文學語言、詩歌語言和小說語言是錯誤的：“如果我們認為詩歌藝術是語言藝術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小說藝術也是語言藝術；小說批評傢就應該像詩歌批評傢一樣，對小說語言進行細致入微的分析，而不享有任何豁免權。”
和在小說中流露狂歡氣質不同，近三十年的教書生涯中，洛奇寫下大量書名威嚴的文學批評著作，如《小說的語言》《現代創作的樣式》《結構主義的運用》《巴赫金之後》等。
他反對絕對意義的“零度寫作”，認為作品中的場景和情節應出於作者有意識的構想；強調讀者對於文本建構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是一種遊戲，一種至少需要兩個人玩的遊戲：一位讀者，一位作者。作者企圖在文本本身之外控制和指導讀者的反應，就像一個玩牌者不時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繞過桌子去看對傢的牌，指點他該出哪一張。但願我尚未因這樣的錯誤而掃瞭讀者的興。”
大概是為瞭不掃作者的興，學院派批評傢戴維·洛奇在創作小說時保持高度的機敏和自覺：“我對自己文本的要求，與我在批評其他作傢的文本時所提的要求完全相同。小說的每一部分，每一個事件、人物，甚至每個單詞，都必須服從整個文本的統一構思。”
回望過去，洛奇發現自己真的“生逢其時”：第一代受益於1944年教育法案的英國人，出身普通，也能讀書教書；英國社會森嚴的等級在戰後逐漸消解，見證瞭逐漸開放的社會風氣；天主教的背景成為小說創作的源泉；科技不斷革新的時代前後，仍能以寫作為生，生活穩定。
暮年亨利·詹姆斯在失敗的沮喪中，燒毀瞭和文學界名人往來的全部信件。而他的名字卻隨作品一道，被世人銘記、一讀再讀。在《作者，作者》的結尾，戴維·洛奇遠隔時空，對亨利·詹姆斯說：亨利，無論你在哪裡，請鞠一躬。
撰文/新京報記者張暢
(原標題：台中產後護理之家介紹戴維·洛奇 生逢其時，我很幸運)
本文來源：新京報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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